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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和她藩国所拥有的军队超过百万，但一线将领对补充兵员的要求都很高，能够满足前线将领标准的兵员实际很有限，而无论是兵员还是装备、物资，大顺朝廷都首先考虑南京战区的需要。为此另一个主张战场湖广地区的将领们怨声载道，李定国和余深河都表示以他们手中的兵力完全无法驱逐湖广南部的明军;云南方面相对倒是没什么要求，高一功和贵州明军自开战以来就是在静坐，显然无论是大顺还是南明都不打算在这里投入大量资源发动进攻，两个阵营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东线。
正因为如此，牛金星对许平迟迟不肯拿下南京就变得相当不满，南明方面的舆论一直在利用这个大做文章。牛金星之前曾下令江北顺军渡江占领南京，但这个命令立刻就被许平取消了，后来牛金星又想派一小队直属兵马去南京插旗，结果这队兵马也被许平的部下拦住不许他们进入应天府。就算牛金星表示愿意额外提供占领所需的物资也没用，许平表示在目前的局面下，如果有多余的物资还不如用来供给军队，而李自成在这个问题上也倾向军方意见。
今天牛金星来找李自成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报人员发现郑芝龙与他儿子郑成功有书信来往，丞相府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但郑芝龙是李自成点名要保护的人物，顺廷之前也一直想把这个人当做个榜样给南方的将领看。但眼下牛金星发觉郑芝龙的用处很有限，就连他儿子都不听他的话。
“把郑芝龙下狱治罪？”李自成似乎对牛金星的要求感到很惊奇：“为什么？治什么罪？一个人看看儿子给他的家书会是罪吗？”
“郑成功的信可不是一般的家书。”牛金星觉得李自成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是南明的总兵级大将。”
“人孰能无父？”李自成果然如同牛金星担忧的那般完全没有看到问题所在，顺王不耐烦地说道：“血浓于水，郑芝龙就是叛国贼，可对郑成功来说还是他亲爹啊，现在又处于他的敌国不能亲身问安，写几封信有什么稀奇的？”
“这很可能是郑成功在劝他父亲作乱。”牛金星严肃地说道，南方战事僵持不下，儿子又深受重用，他认为郑芝龙难免会有异心。
“凭什么？郑芝龙的门房都是你替他选的，他能作乱么？”李自成依旧不以为然。
“郑芝龙偷偷地回信给郑成功。”在这一点上牛金星有充足的证据。
“很正常，好几年没看见儿子了，不回信才奇怪。”李自成误以为牛金星是担忧郑芝龙泄露北方机密：“他就是回信里面能说什么？北京的粮价？街头巷尾的谣言？郑芝龙几年来夹着尾巴做人，平时出门都要和你派去的管家提前三天打招呼。他能知道什么？又能泄露什么？”
在李自成看来，郑芝龙知道的东西都未必有一个普通衙役多，南明就是想刺探情报也不会笨到从他身上入手。
“臣不是担心这个。”牛金星耐心地等李自成说完，把截获的一封郑芝龙的信递上：“郑贼大逆无道，诅咒圣朝！”
“哦？”李自成把信接过去，皱眉看了看信函，最后还是把这封私信打开看起来。
信上郑芝龙说他听说了郑成功在长江的战事，告诉儿子他听说南明水师闯关时很担忧，听说成功过关后很欣慰，很庆幸儿子平安无事也没有遭到败绩，还说他自己在北京日夜不安，唯恐听到郑成功兵败的消息，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而每次听说郑成功立下功绩后又会很替儿子高兴。
“郑贼心怀怨望，闻王师不利则心喜，闻惨明侥幸逃生则弹冠相庆。”牛金星和丞相府都对郑芝龙的极其恼怒，他正色对李自成说道：“郑贼逆迹昭然，臣请陛下允许有司过问，穷治其罪。”
李自成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又从开头再次仔细阅读了一遍，然后长叹一声：“爱子之心，跃然纸上啊。”
把郑芝龙的信收回到信函里，李自成没有还给牛金星而是交给一个卫士，下令道：“封好口，然后送去南方，并附上给郑将军的一笔，说寡人对拆了他父亲的家书深感后悔，让郑将军放心，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寡人是不会拿他老父泄愤的。”
卫士走后，李自成冲着目瞪口呆的牛金星说道：“不错，郑芝龙是说要他儿子好好给齐公效力，可这有什么不对，难道郑芝龙该教他儿子学自己的样子当叛徒吗？当初他那么做寡人是很瞧不起他的。郑芝龙是说他为儿子的功绩高兴，难道有人会盼望儿子兵败身亡或是身败名裂吗？历朝仁君都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悌，要是寡人因为一个人心怀父子之情就杀害他，那寡人还是人类吗？”
“寡人能够体谅丞相府上下的一片忠贞，但此事既然于国无害，又何必紧盯不放。”最后李自成又安慰牛金星一番，并提醒道：“丞相府还是多考虑如何为许将军选拔兵员，补充军资吧，这个才是紧要。”
……
公仆师驻地，制宪会议的全权代表任红城带着临时陆军部官员抵达军营后，立刻受到了师长易猛的迎接。
“任大夫，公仆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开赴南直隶与顺军交战。”
“易师长雄心可嘉，”任红城与易猛以及其他公仆师的高级军官一一见礼，迅速地问道：“军队士气如何。”
“士气还可以，但是完全可以更好。”易猛直言不讳地答道：“全师上下官兵都非常想知道制宪会议和各省卿院的决议。”
“当然了，我今天就是带着好消息来的。”任红城笑起来，北伐军在安庆惨败后，南明治下各省一片哀鸿，在顺军重返江南并且包围淳化明军后，南方的报纸上更是一片悲观气氛，很多文章都觉得应该考虑和北顺和谈。制宪会议内部同样也有这样的声音出现，有人觉得如果李顺愿意暂时和南明和谈的话，那么只要对方肯保证不触动南明的现有制度，那就是形成一个类似金宋的关系也不是不能考虑。
两个月前这种声音非常响亮，不少张皇失措的议员都要求尽快向北方派出使者，趁着明军还占据着大量的地盘与顺廷讨价还价;与这种声音对立的是全面加税，训练、武装更多的军队与顺军交战。前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许平带领的顺军看上去不可战胜，而无论是许平还是这些顺军老兵都会老去、死亡，这些议员觉得或许等顺军这支打遍天下的精锐被时间消磨后才是更好的北伐时机，他们想把这个重任交给下一代人去完成，并指责后者是要花费更多的民脂民膏，把更多的年轻人命填到顺军精锐的虎口中去。
但这个声音随着宪法师在淳化的坚持而不断减弱，本来就是任红城自己对是否和谈都有些犹豫不决，但这两个月过去后，他觉得这种声音实在是非常可耻：
“上万年轻人在前线浴血奋战，苦苦抵抗着顺军的进攻，而你们居然在后方考虑和谈？你们觉得他们的家人会答应吗？”
任红城曾经这样质问过倾向派出和谈使者团的议院同僚，而随着时间推移，民众开始从安庆惨败的震动中恢复过来后，支援前线将士的呼声就变得愈发高涨。
卿院认为提高征税并非不能容忍，实际上齐国公也是持这般看法，他记得杨嗣昌也对崇祯说过多征些军费不会对百姓生活构成毁灭性影响。如果仅仅是从数字上看，齐国公觉得杨嗣昌说得或许没错，但崇祯明廷没加征一百两的军费，百姓要付出的代价绝不少于一千两。即使是没有穿越者来引入高产作物的黄石前世，因为横征暴敛而赤地千里的河南与陕西，在被李自成占领后立刻就恢复了生产秩序，饥民纷纷回乡，产出也足以支持李自成的军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明廷征收上来的赋税并没有有效投入到需要的地方，绝大多数都被层层剥皮的特权阶层贪污掉，比如洛阳守军向李自成倒戈就是因为他们在距离福王府不到一里的距离上忍饥挨饿，要知道许平即使养五千士兵，粮饷被服肉食，所废也不过与周王府或福王府的每天所耗相当，更不说遍布河南的各级明廷官吏。
现在百姓是不是能够承受加征的幅度，他们手中的选票能让代议员去仔细权衡，而是不是把钱花在正确的位置，卿院也会监督。
“我们都知道宪法师的困境，每天南京那里都会有新的消息传来。”任红城对易猛说道，顺廷方面的宣传——其实就是《辽东人民观察家》，对宪法师的悲惨境地进行了添油加醋地渲染和描绘，不过现在这种宣传正开始起反作用，南明的报纸从最开始的悲叹，渐渐转为缄默，最近已经变成愤怒，大批的记者在质问卿院和制宪会议究竟有没有做些什么来拯救第十二师。前些天《辽东人民观察家》（这报纸可以在南明治下发行，当然南明的报纸肯定不可以在辽东发行）又一次得意洋洋地宣传一百多名明军士兵向顺军投降时，《广西报》发号外反驳：但还有百倍于他们的士兵没有丧失斗志，仍在最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战斗。
“五省卿院都已经通过决议加征新税，除了正式的军饷外，各省卿院会加倍志愿兵的抚恤，同时再给所有志愿兵除军饷外的新补贴。”
“这真是个好消息。”易猛和他身后的军官们都忍不住露出笑容。
“还有，制宪会议宣布会发行一千万两的战争公债，这笔钱将尽数用来购买武器、训练新兵，”任红城笑着对面前的军人们说道：“制宪会议和卿院会坚决地支持你们，绝不会与北顺和谈！”
说完了自己带来的消息后，任红城问道：“易师长觉得淳化战局到底如何，宪法师还能坚持下去吗？”
“淳化不是军力问题，以淳化的一万五千兵力，还有他们事先运去的充足物资，再坚守几个月甚至半年末将认为都很有可能。如果唐准将顶不住的话，那只会是因为军心问题。”易猛等人也很关注淳化方面的报告，从南京传来的消息看，易猛等人都担心宪法师军心瓦解，或是军官指挥体系失控：“需要帮唐准将提高军心士气，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宪法师的官兵知道后方、卿院都很在意他们，友军也急迫地想为他们解困。”
“还有他们坚持在淳化对我军的意义。”任红城补充道，现在淳化不仅仅有军事上的意义，宪法师得坚持也在鼓励着后方的民心。
“是的，任大夫。”易猛指出现在最麻烦的是淳化内外隔绝，明军没有办法把他们的意愿传达进去，虽然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易猛坚决请战：“请卿院下令公仆师率先出击，末将一定能杀开一条血路，冲进去与唐准将取得联系。”
任红城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了身边的临时陆军部的军管们，他们一起冲着制宪会议的代表摇头，明军现在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反击，随着顺军云集淳化附近，浙江需要相当的兵力来保卫，以备顺军分兵南下，现在浙江境内不仅仅有公仆师这支南明野战军，但它是最有战斗力的一支。
这几位临时陆军部的军官很清楚短时期内江西方面的援助是绝对指望不上的，在他们离开泉州前陆军部刚收到一条急报：第一、二军那边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上下级冲突。从北伐初始将领和军官、军官和士兵之间就不断积累的矛盾，经过安庆之败后变得更加尖锐。屡屡有士兵高喊大致是“齐公用保卫自己切身利益之类的鬼话把吾等忽悠到了军队里”这样意思的大不敬话语，还嚷嚷诸如“不当成打杀由人的牲口”或是“不替黄去病打天下卖命”之类煽动性的言论——这些本来都隐藏在下面的怨言在安庆惨败后开始浮上明面;而第一军等野战单位则严厉批评军法官在军中制造了空前的混乱，以致军队比当初才训练过三个月的新军都不如——在某些方面这话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这些以往的纠纷和互相指责对制宪会议来说不是新闻，而且报纸的注意力也一直集中在南京附近的战事上，但是刚刚爆发的冲突虽然还没有得窥全貌，但是牵扯之广也已让制宪会议和陆军部骇然，担心如果处理不妥可能会发生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