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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尔耕和朱由检两人商议了一个下午，当田尔耕走出宫门的时候，发现日头已经西斜了。
田尔耕抬头望着橘红色的夕阳，眼睛眯着看了很久。今天的情形，就像当初和魏公公商议对付东林党人一样，但是心情却是天壤之别。
如果说当初决定陷入党争的时候，田尔耕是知道魏公公肯定能赢，但是心情却是非常的压抑。因为东林党人掌握着士林的舆论，把自己包装成了正人君子的典范，凡是东林党人想要打倒的对象，都会在舆论上先把对方给戴上奸臣、小人、阉党的帽子。
所以田尔耕虽然站到了魏公公这一边，但是在心里上却已经落了下风，潜意识中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小人阉党之类的了。这种在道德层面上居于下风，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利的，就算是魏忠贤权倾天下，他们这些阉党成员也一样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东林党人有一天会翻身清算他们。
而今天和崇祯谈论之后，田尔耕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过那些盘根错节的卫所军官，但是这种打着为百姓谋利的旗号做事，却让他在心理上第一次占据了道德高地。
这个时候的田尔耕才发觉，当初那些东林党人贪污起来不比他们阉党少，但一个个站出来指责阉党时，却为什么毫无愧疚之心了，现在他就带着莫名的理直气壮的气势。
田尔耕离开宫城的时候，送他离开的小太监发现，这位前田都督离开的时候，似乎比刚来的时候长高了一些。
朱由检在宫内接见魏良卿、田尔耕的时候，三辆大车此时刚刚跨进了崇文门。
在皇城内绕了半个多时辰，三辆大车在草帽胡同内的一个院子面前停了下来。一个身材瘦削，留着山羊胡子，穿着朱子深衣的中年人，在两名年轻学子模样打扮的人搀扶下，走下了中间的大车。
章正宸从最后一架大车上走了下来，对着中年人拱手行礼后，恭敬的说道：“姑父，请稍后，待我先去上门投贴。”
中年人整理下衣服，温和的说道：“也好，那么你去吧。”章正宸应诺了声，就离去了。
不多时，一个穿着常服的青年人就跟着章正宸匆匆赶了出来，他面带着喜色，对着中年人老远就弯腰拜了下去。接着才起身走了过来，口中亲切的说道：“澄源日思夜盼，对蕺山先生真是翘首以待啊。月前陛下应允吾等所请，过去几年内被阉党所驱的党人同志，都一一起复。
如今魏阉离京，崔贼去职，朝中阉党气势大消。如今我等党人同志，正盼着蕺山先生来京主持大局，劝谏陛下扫除**，廓清朝堂。”
这位被工部主事陆澄源隆重对待的中年人，正是继高攀龙之后，被东林党人视为领袖的海内大儒刘宗周。他因为魏忠贤掌权后朝中党争愈来愈激烈，深感忧虑但又束手无策，干脆就辞官返回家乡绍兴讲学，因为其讲学地点在绍兴城北蕺山，所以又被称为蕺山先生。
刘宗周虽然身为东林党人，但是对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在朝中打压异己，掀起党争的做法并不以为然。
他曾经在万历末期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日险等不良风气，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
但是万历末期党争已经趋于激烈，刘宗周这种持平言论已经无法被朝中心思各异的大臣所接受了。最后迫不得已，刘宗周只能辞职回家讲学，这是他第一次辞职。
第一次辞职归家的三年中，刘宗周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开始远扬。于此同时国事开始日坏，此时外有后金边患，内有奢安之乱，而明军却是屡战屡败；朝中大臣只顾着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地方官员则一味的搜刮百姓，不知廉耻为何物。
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这位宋明理学的传人，也是明末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在对友人的信中沉痛的写道：“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缓须臾之决裂。况遐荒远激，尤非帖然无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犹不至一日瓦解耳。敌患孔亟，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在明末的士大夫中，刘宗周可以算是寥寥几个，看清了大明王朝已经身处末年的人。但是他从儒家传统学说之中却找不到治疗大明王朝痼疾的灵丹妙药，最后只能提出一个慎独，一个君臣分治的模糊主张。
所谓慎独，其实就是指望士大夫们通过道德反省，压制自己的**，从而成为一个有良知的君子。刘宗周希望天下的士大夫们通过这种道德自律，来消除大明官场上那些昏聩、无能、贪腐的官员习气。
刘宗周这种指望狼自己变成吃草的羊的幻想，在礼崩乐坏的大明末年其实是行不通的。但是高攀龙等东林领袖被魏忠贤等人迫害致死后，不管是资历、学术声望还是个人的人品，东林党中已经没人能越过刘宗周了。
而且东林党本身就是一个很松散的士大夫联盟，它并不是近代那种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领袖去世后，东林党人内部之间也已经开始了分化。
像顾宪成、高攀龙这些东林领袖，在组建东林党之前，首先是一方的学术大师。所谓的东林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到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学派。
顾、高在世的时候，凭借他们的学术功底和名望，加上大部分党人都是他们在东林书院内的学生、师友，其他东林党人自然是不敢有什么想法的。但是这两人去世之后，东林党这块招牌就成了无主之物了，东林党内凡是稍稍有些名望的，无不想把这块招牌揽在自己怀里。
魏忠贤虽然干掉了朝中大部分东林党人，但是大明的朝政并没有因此出现什么好转。万历四十六年增加的辽饷，每亩加派九厘银，直到天启7年也没有停止。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明百姓自然怨声载道。而东林党人虽然被赶出了朝堂，但他们本身就是各地的地主缙绅，掌握着地方上的舆论。
在东林党人的四下宣传之下，大明国事的败坏的原因，就是因为朝中阉党横行，迫害了正直的东林党人的缘故，他们全然不顾，这增加辽饷之事，完全是东林党人执政时加派的事实。
因此魏忠贤虽然在朝廷上凭借着皇权，取得了政治斗争上的胜利，朝中稍有名望的东林党人十不存一。但是在民间舆论中，阉党却输的连底裤都掉了，魏忠贤和阉党成了祸害大明的奸贼了。
当天启故去，崇祯上台之后。只要是明眼人都看的出，阉党失势乃是必然，而东林党人返回朝堂，已经成了不可阻挡的大势。这时候心思活络的党人，就开始惦记上了东林党领袖的这块招牌了。
此时成为东林领袖，也就意味着可以借助之前民间舆论中，东林党竖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在民间舆论的支持下，走上一步登天的政治捷径。
陆澄源、王守履等坚守在朝中的东林党人，对此自然是忧心忡忡。但是他们毕竟在士林中的声望太小，在东林党内的资历也不足，完全不足以对抗那些重新起复后，有着政治野心的东林党大臣。
因此催促蕺山先生尽快入京，借助他的声望和人品压制那些心怀异心的党人，正是制止东林党内部分裂的最好办法。
刘宗周只是微微颔首，并没有接过陆澄源的话头，反而温和的说道：“新皇刚刚登基，正是大有为之际。本党同仁正该辅助君王，清理朝政，为我大明百姓做点实事，不可一味纠缠于旧事。端本当助我一臂之力，说服京中党人，放下门户成见，不可再兴党争。”
陆澄源只是微微一愣，就面带苦笑着说道：“蕺山先生果然仁厚，然而到了今时今日，本党和阉党之间仇怨已深。吾党前辈，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黄尊素、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李应升等诸公那个不是惨死在阉党手中。
若是不能扫除**，为诸公报仇伸冤，吾等党人日后有何面目见诸公于九泉之下？更何况古语有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阉党今日不过是去了一、二领袖，若是我等就此轻轻放过，恐怕来日朝中，吾党说不得又要重演诸公故事了。到时我等今日所为，岂不成了东郭故事？
蕺山先生道德文章海内闻名，本党同志及天下士林素来仰慕，今日吾党人心各异，正需先生振臂高呼，端正人心，共击阉党，澄清朝堂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