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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天化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国内发行的谈论人生的出版物不多，《傅雷家书》是这类不多的读物之一。它发行之后，风靡一时，多次再版，可见当时的国人是多么需要真诚、深刻、针对性强的人生引导书籍。
《傅雷家书》中多处提到法国文学家莫罗阿所著的《人生五大问题》一书，傅雷将其列为人生难得的教科书。我读到此名，心颇向往之，但深憾无缘读到该书，不能完整地了解该书的原文内容。
在经历了求学、工作、恋爱、寻道……笔者已步入不惑之年，这时，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并与周围人们的人生轨迹进行比较以后发现，人生确实也有一定规律可寻，在纷繁变迁、杂乱无常的生活现象背后，其实还有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可供汲取，当然其间也伴随着一些教训足以引起警觉。总之，在借鉴别人的宝贵经验之后，人生可以少走弯路，而有更多甜美、幸福的经历，从而实现本该享有的最大的人生价值。
《大日经》有“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的说法。我想，“方便为究竟”也可以作为人生的圭臬，来指导我们的现实人生吧！
一、学业与爱好
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人生最好的老师。”他说的“兴趣”，我想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指爱好、趣味；（二）指更重要的“天赋”。
人们在自己成长之初，往往难以确定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包括自己的学业、专业趋向，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假设，要是陈景润先生选择了“外交”专业，而华罗庚先生甘心做一个杂货铺店员的话，我国数学界将会缺失两颗闪亮的明星，于己于国，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
所以，聪明的古人便发明了“抓周”这个方法，来预测孩子未来的兴趣、事业走向。《红楼梦》里记叙，主人公贾宝玉在周岁时“抓周”，抓的竟然是胭脂盒、香袋之类，喻示了贾宝玉未来混迹于脂粉丛中，喜与“小女儿”们为伍，自然是“封建礼教”的异类了。
古人发明“抓周”这个方法，显然是想找出一条捷径，简单明了、迅速及时地确定孩子的学业、事业的方向，进而确定人生的目标。与“方便即究竟”有暗合之处。
然而，“抓周”这个方法并不科学，至少不全面、不准确。就拿贾宝玉来说，他虽有与女孩们过从甚密的习气，但他还有敏捷的才思、活泼的性灵，若看不到后者，就会抹杀了怡红公子这位情感丰富、卓尔不凡的才子。
那么，现代人更多地只有从日常生活中去观察孩子的兴趣和天赋。天赋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人生导引。一个人，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天赋，他（她）就已经盖过了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人们。要知道，芸芸众生都是如此平凡，或者说不易显示出其可能拥有的天赋。当然，一个有天赋的人，顺着他（她）的天赋，去选择自己的学业、事业方向，应当取得事半功倍的人生业绩。有天赋的人，是极其幸运的。
这里，要强调不能简单地以“兴趣”作为选择学业、事业的标杆。在向一个有极高水准、较强难度的专业进取之前，必须慎重掂量自己主、客观的条件。如果不顾客观条件的不足、不计成本地向着一个仅仅是自己喜爱的目标奋进，往往是一种注定会前功尽弃的“中蛊狂奔”，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大的烦恼。笔者就知道在川西一个小县城里，一位自身条件并不优秀的声乐爱好者，成年累月地报考音乐学院，屡考屡败，最后终于精神失常。每到凌晨，他必然纵声高唱，一城人都听得毛骨悚然。
可见，必要时的“放弃”是一种智慧。否则，就是自寻烦恼。
进一步说，“天赋”不等于一切，即使有了天赋，人们还是需要进行辛勤的劳动，锤炼自己的才智和情商，以臻于完善的境界。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就曾写过一篇散文《伤仲永》，叙说他的家乡有一位极有天赋的神童方仲永，几岁就可以作诗赋词，名噪一时。但是，由于方仲永的父亲以为“奇货可居”，将其作为敛财的途径，而不是培养造就他，多年以后，曾经的神童方仲永也就成为非常普通的人了。这个结果使得王安石感慨不已。
在设计人生路向时，有时，为了拓展孩子全面的才能，补充其性格某些不足，恐怕不一定就简单地选择其兴趣与天赋所显示的方向。有的孩子比较文弱，或许参军能克服其缺点；有的孩子喜欢文科，然而让他学习理科更能促进他的全面发展。所以，笔者不赞成过早地分文、理科，使学生过早定型，而发展成为单向度的人。就拿笔者本人做例子，笔者从小就喜欢文学，也表现出一点点语文天赋，但是在笔者父亲的要求下，选择了法律专业。四年的法学本科学习，使笔者受益匪浅，弥补了自身文采有余、严谨不足，情感丰富、理性稍欠的弱点。可以说，选择了法律专业，使笔者一生受益，感激不尽。
所以，人生的设计应当是富于人性的、理智的，甚至是“适可而止”的，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应当是教育学的应有之义吧！
二、爱情与家庭
简单地否定爱情的价值，是不诚实的，至少是不成熟的。
爱情，在某些人眼中是虚幻不实、变幻无常的。但是，在“真空”的背后是“妙有”。何况，我们还可以“借假修真”哩。
经历过爱情的人，都不会否认爱情所能带来的巨大激情，爱情可以提供人生奋斗的动力，使人因充满幸福感而正面肯定人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说、太极图，早已充分昭示了两性互补的完美含义。只有两性充分互补，才能成就完整的生命。完整的生命体带来的终极幸福，也就构成了生命的意义。（这里，暂且不讨论宗教里提倡个体超越的教义。）
我之所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利益、道德完善与物质创造、此岸幸福与彼岸理想之间的“黄金分割线”，正是基于中国社会以人伦本位为追求目标的本质特征。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既独立又互补的特点，支撑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既然中国主体文化肯定家庭的价值，当然也就要首先肯定爱情的价值。
笔者在这里不讨论单相思、暗恋，即使它们仍然可以给当事人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甚至巨大的精神愉悦。
笔者重在揭示人们在选择终身伴侣时的可能的“究竟之路”。
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应当尽量节约时间，珍惜机会，因为爱情只是家庭的垫脚石，而家庭应当是事业的助推器。不要因为在情感之途上蹉跎岁月而耽误了应有的事业与前途。
爱情应当是双方相互吸引而产生共鸣。
在和平时期，正常情况下，爱情是双方心灵的谐振。
这种共鸣，其产生是有规律可循的。将一方的客观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加以总括，实际上就得出了其价值含量与价值取向，这两项指标客观地凝固了每一方的“价值位阶”，双方如果相近，那么应当意味着是最佳的人生伴侣，对对方的满意度最高，而能白头偕老。例如核物理学家钱学森和歌唱家蒋英伉俪，就是这一规则的典型范例。
在学业基本完成的青年时期，男女双方的“价值位阶”基本上固定下来，此时的“价值位阶”既是对各自过去努力塑造自身的总结，也是未来发展可能的基础。所以，找到“价值位阶”的最大公约数，就能找到甜蜜、完美爱情的极值，而能最大限度地推动事业，完美人生。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用此类方法找寻的终身伴侣，若干年后再回首，也是不会有遗憾和失落感的。
笔者反对为体验各种不同的“爱情”，而展开无休止的“爱情游戏”，那往往浪费生命、弄巧反拙。（艺术家为了创作作品而产生的艺术体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或许，读者会认为笔者是在提倡“门当户对”。笔者认为为成立家庭而产生的爱情，应当注重客观条件——指当事人的教育程度、职业、成长经历，这些东西实际上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可以说是物质层面的，其实也是精神层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