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开元盛世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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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飞鸟尽，良弓藏】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唐玄宗李隆基以雷霆手段铲除太平集团，从太上皇李旦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成为名副其实，乾纲独断的大唐天子，从此开始亲政。十一月，李隆基接受群臣敬献的尊号，称“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初一，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开元。

自此，大唐帝国的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然而，大权独揽的李隆基并不能从此高枕无忧。

因为他是一个靠政变起家的皇帝，所以，他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威力，也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危害。说白了，既然他可以通过权谋和武力从别人手中攫取权力，别人凭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手段从他手中夺取政权呢？

尤其让李隆基感到忐忑不安的是——曾经帮他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胜利的这批功臣，一个个都是搞政变的行家里手。换句话说，这些政变功臣当初表现出的能力越强，手段越是高明，如今对李隆基构成的潜在威胁就越大，让他感到的担忧和恐惧就越深……

虽然在铲除太平，坐稳皇位后，李隆基给予了这些功臣极其丰厚的赏赐，无论是官职、爵位，还是田园宅邸、金银绸缎，李隆基都毫不吝啬，慷慨赐予，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的是会膨胀的。谁又敢保证，他们能够满足于已经到手的一切，而不会觊觎更多，贪求更多呢？

不管别人怎么认为，反正李隆基绝不敢对此掉以轻心。

因此，革命虽已成功，但李隆基仍须努力，努力肃清有可能威胁皇权的所有因素。

头一个被李隆基“鸟尽弓藏”的功臣，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

由于手握兵权，所以他首当其冲。

在七月初三的政变中，郭元振因率兵“侍卫”（实则软禁）太上皇有功，事后进封代国公，赐食邑四百户，赏绸缎一千匹。这当然是极大的荣宠。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郭元振一定可以在玄宗一朝荣宠一生，富贵终老，包括郭元振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

短短三个月后，他一生的荣宠就都化成了梦幻泡影……

这一年十月十三日，玄宗李隆基在骊山（今陕西临潼县东南）脚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集结的部队多达二十万人。平原上大风猎猎，旌旗招展，军阵绵延五十余里。李隆基一身戎装，御驾亲临，文武百官随驾扈从。整个阅兵式规模空前，场面极为壮观。

作为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自然是这场大阅兵的总指挥，同时也是最高责任人。

阅兵式开始后，所有人都兴致勃勃，惟独观礼台上策马而立的天子一直眉头紧蹙，脸色阴沉。

没有人注意到天子的脸色，当然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阅兵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天子李隆基突然发出一声怒喝，命人即刻逮捕郭元振。随行百官尽皆失色，目瞪口呆，不知道天子这是唱的哪一出。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郭元振已经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帅旗下。李隆基二话不说，当即以“军容不整”为由，下令将郭元振就地斩首。

面对这从天而降的杀头罪名，郭元振惊骇莫名，吓得说不出一句话。和他同样感到震骇的，还有与他同为功臣的刘幽求和张说。先天政变后，刘幽求已入朝担任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徐国公；张说也已官任中书令，封燕国公。此时此刻，虽然他们和在场众人一样都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且一时也摸不清天子突然变脸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无论是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还是作为与郭元振有着相同背景的功臣元勋，刘、张二人都没有理由对此保持缄默。于是天子话音刚落，刘幽求和张说便双双跪倒在天子马前，高声谏言：“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资治通鉴》卷二一○）

刘、张二人说郭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仅是指他在先天政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指他从政多年为帝国立下的赫赫功勋。早在武曌当政时期，郭元振就已经是朝野皆知的一位名将，在抗击突厥和吐蕃的战场上屡立战功，素以治军严整，擅长边务着称。武周末年，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史称其“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旧唐书·郭元振传》）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出将入相，各方面经验都极为丰富的军政元老，几乎是不太可能在“骊山讲武”这样的重大场合犯下“军容不整”这种低级错误的。说到底，所谓的“军容不整”，无非就是李隆基罢黜功臣的一个借口罢了。

当然，李隆基的目的只是想解除郭元振的兵权，而不是非杀了他不可，所以当刘、张二宰相出面求情的时候，李隆基便就坡下驴，赦免了郭元振的死罪，但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将其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县）。

郭元振一生显赫，历事四朝，不料晚景竟如此凄凉，朝野闻之，无不欷歔感慨。“自恃功勋”的郭元振本人更是满腹冤屈，“怏怏不得志”。两个月后，朝廷改元开元，大赦天下，郭元振被赦免，起用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但是经过这次沉重打击，郭元振的心境和身体状况都已大不如前，所以未及走到饶州就一病而殁了。

郭元振的贬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标志着玄宗罢黜功臣的大幕已经轰然拉开。

紧继郭元振之后被罢黜的功臣，就是曾替他说情的刘幽求和张说。

不能不说，当初刘、张二人之所以站出来帮郭元振求情，本身就有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味道。郭元振遭流放后，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生出了唇亡齿寒的忧惧。

张说最先察觉到了危险的降临。

就在骊山阅兵的数日后，张说就通过可靠渠道获知，玄宗准备征召姚崇（几年前被太平公主平排挤出朝，时任同州刺史）入朝为相。张说与姚崇素来不睦，因此大为恐慌。骊山一幕本来已经让他成了惊弓之鸟，如今又听到老对手即将回朝复相的消息，张说更是寝食难安，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授意御史大夫赵彦昭对姚崇进行弹劾。

然而玄宗却不为所动。

张说不甘心，马上又去找与他私交甚笃的殿中监姜皎，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出面阻挠姚崇回朝。姜皎依计而行，找了个机会对玄宗说：“陛下不是一直苦于找不到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吗？臣如今帮陛下物色了一个。”

玄宗眼睛一亮，忙问：“谁？”

姜皎心下暗喜，朗声答道：“同州刺史姚崇文武全才，乃是河东总管的不二人选。”

姜皎原本以为张说此计甚妙，因为如此一来，既可不着痕迹地阻止姚崇入朝，又能在天子面前表现自己为君分忧的忠心，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可姜皎打错了如意算盘。

玄宗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话音刚落，玄宗就发出了一声冷笑，说：“这都是张说的意思吧？你竟敢当面欺君，论罪当死！”

姜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慌忙伏地叩首，拼命谢罪。

张说万万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结果反而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玄宗随后便遣使召回了姚崇，拜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补了郭元振的缺。两个月后，又让他兼任中书令（时称紫微令），大有彻底取代张说之势。

眼看自己随时可能出局，张说惶惶不可终日。

人一急就容易出昏招，张说情急之下就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举动，竟然暗中跑到岐王李范的府上，向他大表忠心。

当朝宰相与宗室亲王暗通款曲，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往轻了说，这叫行为不检；往重了说，这叫阴谋篡逆！尤其对玄宗李隆基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来说，大臣和亲王背着他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更是一种最让他感到恐惧和愤怒的行为，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

张说的一举一动都被老对手姚崇看在了眼里。

有一天，姚崇奉召入对，走进殿中的时候，故意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玄宗问他：“有足疾乎？”姚崇答：“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资治通鉴》卷二一○）

玄宗大为诧异，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姚崇不紧不慢地说：“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乃宰辅重臣。日前，张说竟然私下拜诣岐王，臣担心岐王受其蛊惑，故而为此忧心。”

居然有这回事？

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末，玄宗断然罢去张说的相职，将其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刺史；同日，刘幽求亦被罢相，贬为太子少保。

刘幽求一向自视甚高，经常自诩为拥立玄宗的第一功臣。唐隆政变中他功劳最大，可事后也不过当上了中书舍人，虽然有“参知机务”之权，可充其量也就是个三级宰相。先天元年，他为了巩固李隆基的皇位，发动政变未遂而遭流放，其后又险些被太平一党害死。如今玄宗亲政了，他好不容易从岭南回到朝中，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尚书左仆射，可是还没坐热，便又无故遭贬。对此，刘幽求自然是愤愤不平，因而不免“有怨望语”。

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很早就靠边站的钟绍京。唐隆政变后，钟绍京只当了几天的中书令就被罢为户部尚书，不久又贬为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后，他回朝复任户部尚书，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面对如此际遇，钟绍京当然也是牢满腹，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

刘、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

他就是新任宰相姚崇。

姚崇很清楚，虽然他和刘幽求他们一样，都是李隆基的心腹股肱，但是单纯从拥立李隆基为帝的角度来说，刘幽求等人的功劳是远远大过他的。所以姚崇觉得，如果不将刘幽求等人彻底排挤出朝，他的宰相之位就不可能牢固，更难以放手施政。

为此，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刘幽求和钟绍京。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闰二月，玄宗命姚崇对刘幽求和钟绍京立案审查，准备治罪。刘、钟二人不服，不断上疏抗辩。

其实，无论是玄宗还是姚崇，他们的目的一样，只是想把刘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并不希望事态扩大。所以，当刘、钟二人极力抗辩，事情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姚崇便又恰到好处地站出来打了一个圆场。他与另两个新任宰相卢怀慎、薛讷联名，向玄宗奏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虑惊远听。”（《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刘幽求等人都是功臣，忽然转任闲散职务，心情难免沮丧，此乃人之常情。功劳既大，所受的荣宠也深，一旦逮捕下狱，恐怕会惊动朝野舆论。

姚崇的言下之意，就是暗示玄宗见好就收，不宜把事情做得太绝。

玄宗心领神会，当即贬刘幽求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刺史，并把他的七百户封邑削掉了六百户，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刺史。

不久，在姚崇的积极配合下，玄宗又把王琚、魏知古、崔日用等人也先后贬出了朝廷。

至此，昔日辅佐李隆基君临天下的政变功臣基本上已被贬黜殆尽。

这就叫飞鸟尽，良弓藏。

此乃政治角斗场上的游戏规则，自古皆然。更何况，为了彻底改变自神龙革命以来政变频仍，皇权危弱的局面，李隆基也只能这么做。

《新唐书》称：“幽求之谋，绍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辩，皆足济危纾难，方多故时，必资以成功者也。然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这“不可与共治平”一语，道破了玄宗罢黜功臣的个中原委。

从历史上看，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一幕，几乎也是每个强势帝王为了巩固皇权，开创大业而必修的一课。尤其对李隆基这种非嫡长子出身，并且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而言，这更是他亲政之初的势在必行之举。

作为睿宗庶出的第三子，相对卑微的出身始终是李隆基的一块心病。所以，如果想要坐稳皇位，他就必须在摆平功臣的同时——再摆平宗室。

当时，能够对李隆基构成潜在威胁的宗室亲王，就是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堂兄（豳王李守礼）。一开始，李隆基对五王采取的主要是怀柔手段，“专以衣食声色蓄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让他们在富贵温柔乡中当逍遥王爷。

每当政务之余，李隆基总是陪五王一起寻欢作乐，彼此间不以君臣相称，而以家人之礼游处，有时候一起到郊外击球、游猎，有时候召他们入宫一同宴饮、斗鸡、下棋、吟诗作赋、演奏乐器，待酒足饭饱，笙歌散尽之后，就用特制的“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据说，要是诸王偶染微恙，李隆基便会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有一次薛王李业生病，李隆基甚至亲自为其熬药，以致胡须不小心被火烧着了，左右大惊失色，连忙扑火，李隆基却说：“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由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称赞天子李隆基“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继感情笼络之后，李隆基又在制度上采取了防范措施。开元二年六七月间，在宰相姚崇等人的建议下，玄宗把五个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担任刺史，并且规定：五王到任后不负责具体政务，一切州务都交由僚佐处理。到了开元八年左右，玄宗的皇权已经相当巩固了，才让五王陆续回到了长安，授予了他们司空、司徒等荣誉衔，同时严禁他们“与群臣相结”。

就这样，在玄宗的情感安抚和制度约束之下，这些亲王都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在余生中始终表现得临深履薄，谦恭谨慎，让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们搞阴谋也无从下手。有些侥幸之徒想要轻举妄动，到头来也只能自遗其咎，招致祸败。比如开元八年，有几个朝臣就跟岐王李范、薛王李业走得很近，企图背着玄宗搞一些小动作，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贬谪流放的下场。

事后，李范和李业惶恐不安，主动向玄宗请罪，李隆基还安慰他们说：“我们兄弟亲密无间，都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强相托附，我不会责怪自己的兄弟。”最后，为了表明自己对兄弟的真情，李隆基甚至赌咒发誓说：“倘若我有心猜忌兄弟，就让我天诛地灭！”

就这样，李隆基以他的高明手腕巧妙地摆平了功臣和宗室，消除了所有潜在威胁与后顾之忧，牢牢握住了他的帝王权杖。

不可否认，在处理功臣和宗室的问题上，李隆基的做法具有浓厚的权谋色彩。但是，和历史上那些为了巩固皇权而翦除功臣，诛杀兄弟的皇帝比起来，李隆基采取的手段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他充其量只是做到了“飞鸟尽，良弓藏”，而没有发展到“狡兔死，走狗烹”的地步。

换而言之，李隆基身上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人情味。用一句经典台词来说：“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短命的。”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能在皇帝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四十五年，而且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他的人情味，在于他执政手段的温和。

【姚崇：为盛世奠基（上）】

在李隆基摆平功臣和宗室的过程中，宰相姚崇一直与他默契配合，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同样作为玄宗昔日的亲信，姚崇为何没有遭遇“兔死狗烹”的命运，反而能得到玄宗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倚重，从而位极人臣，独揽朝纲呢？

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三点。

首先，姚崇虽然和郭元振、刘幽求等人一样，都是玄宗政变的支持者，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对玄宗的皇权当然也就构不成威胁。其次，姚崇是三朝宰相，素以“吏事明敏”，精明强干着称，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自然需要这种富有执政经验的大臣辅佐。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姚崇忠于人主，深明君臣大义。

有一则故事很能表明姚崇的这种节。

那是在神龙政变成功后，女皇武曌被软禁上阳宫，姚崇作为武曌一手提拔起来的宰相，虽然追随张柬之等人参与了政变，但得知女皇被软禁之后，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感的泪水。别人都兴高采烈，惟独他一个人“呜咽流涕”。张柬之见状大为不满，警告他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

姚崇说：“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旧唐书·姚崇传》）随后，姚崇果然被逐出了朝廷，贬为亳州刺史。

像这样一个忠于旧主，性情坚贞，绝不与时俯仰的臣子，有哪一个皇帝不喜欢呢？又有什么理由让李隆基不放心呢？

当然没有。

因此，姚崇必然会成为辅佐玄宗开创盛世的不二人选。

姚崇没有让李隆基失望。

据说，姚崇于先天二年十月奉密诏赴骊山觐见玄宗时，一见面就提出了十个条件，相当于跟皇帝“约法十章”，声称若是玄宗不答应，他便拒绝出任宰相之职。（《新唐书·姚崇传》）

居然会有如此牛逼的臣子，皇帝让他当宰相，他还和皇帝讲条件。

是的，姚崇就是如此牛逼，否则他就不是姚崇了。

当然，姚崇之所以敢跟玄宗讲条件，是基于两个判断：一、玄宗为人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量；二、玄宗锐意求治，亟需一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

果然不出姚崇所料，虽然他的倨傲态度让玄宗颇有些诧异，但玄宗还是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表示很想听听他所谓的“十事”。

姚崇随即侃侃而谈，向玄宗提出了他的十条政治建议：一、施政以仁义为先；二、不谋求对外扩张；三、执法从亲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五、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六、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七、对臣下接之以礼；八、鼓励犯颜直谏；九、停止建造各种佛寺道观；十、杜绝外戚干政。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十事要说”。

此“十事”，与其说是宰相跟皇帝的十条约法，不如说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纲领。当时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皆为切中时弊之言，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盘采纳。

从玄宗朝廷日后出台的种种政治举措来看，基本上都是以这十大纲领作为指导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所言的“十事”，实际上就是一整套针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治国方略。正是这一套方略的推行实施，玄宗朝廷才会呈现出一派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清正廉洁、抑奢求俭的政治新气象，从而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本纪》）

玄宗深知，姚崇是一个栋梁之才，只因这些年来政局紊乱，仕途颠沛，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如今所有的障碍既已清除，自然要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好让他放手大干一场。史称开元之初，“上初即位（实际应为“初亲政”），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资治通鉴》卷二一○）

然而，玄宗固然敢于“专委”放权，姚崇复相之初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级官吏，姚崇也要一一禀报，不敢自专。有一次，玄宗听完他的奏报，忽然仰头望着房梁，一句话也不说。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却始终沉默。姚崇又惊又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退下后，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问：“陛下刚开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与不可都当面议，陛下为何一言不发？”

玄宗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把政务交给姚崇，有大事理当奏闻，可像这种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夺，又何必事事来烦朕？”

高力士恍然大悟，随后便把皇帝的这个指示精神透露给了姚崇。姚崇闻言，所有的忧愁和顾虑一扫而光，从此大胆秉政，“独当重任”，于大小政务“断割不滞”。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卢怀慎自知才干不及姚崇，于是“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旧唐书·卢怀慎传》）

有一次，姚崇家中办丧事，请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务公文堆积如山，卢怀慎不敢决断，只好向玄宗请罪，没想到玄宗却说：“朕把天下事交给姚崇，卿等坐观其成就可以了。”

姚崇假满归来，没几天就把积压的政务全部处理掉了。众人大为叹服，姚崇亦颇为自得，忍不住问中书舍人齐澣：“我当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齐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订之法，随时变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问：“那么你对我作何评价？”

齐澣道：“公可谓‘救时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笔一掷，说：“救时宰相，也殊为难得了！”

姚崇理政，善于权变，因事制宜，从不墨守陈规，且办事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所以“救时宰相”之誉，亦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姚崇的上述执政风格，在随后展开的灭蝗斗争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开元三四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爆发了大规模蝗灾。蝗虫过处，千里赤地，颗粒无收。在古代农业社会，蝗灾所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各种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如果对治不当，不仅国家的粮食储备会出现问题，还会造成大量的灾民和流民，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统治根基。

所以，如何对付这场前所未有的蝗灾，就成了姚崇最后一任宰相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蝗灾始发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夏。古代人笃信天人感应之说，认为蝗灾是一种天谴，人力不可违抗，因而面对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蝗虫，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不敢捕杀，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灾，希望以此感动上苍，使蝗灾自灭。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人们拜得越虔诚，蝗虫就繁殖得越厉害，最后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中的农作物被蝗群吞噬殆尽。对此，各地官员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

姚崇闻报后，立即上奏玄宗，强烈建议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组织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捕杀蝗虫。可朝臣们多以为蝗虫数量太多，难以除尽，玄宗对此也是满怀疑虑。

姚崇坚持说：“如今蝗满山东（崤山以东），且繁殖速度极快，为历来所罕见。河南、河北百姓，储粮不多，倘若农田无收，必定流离失所，事关百姓存亡，社稷安危，切不可犹疑拖延。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臣知陛下有好生恶杀之德，故此事无须陛下颁布诏书，只须臣下发牒文，督促各地灭蝗。若仍除之不尽，请陛下将臣的官职爵位全部削除！”

这就叫“有功归于上，有过归于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