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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们本来想趁着溥伦弹劾私立经世大学的由头，大闹一场，以期达到废除学堂的目的。结果看到最先上奏折的周树模，被发配到瘴疠之地广西上林为县丞，顿时偃旗息鼓。至于他们心里是怀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还是另有图谋准备东山再起，这就不是孙元起所考虑的了。
在这一场偌大的风波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之后，孙元起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学校门口的绿地上，竖起一座日晷，底座上镌刻着杨守敬手书的四个擘窠大字：
行胜于言！
“是的，行胜于言！”
在日本东京都弘文学院的一处僻静小亭子内，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用浓重的吴越方言，铿锵地对着周围二三十位绍兴同乡说道。觉得意犹未尽，又补充说道：“自嘉道咸同以来，我中华即有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我中华民族时时面临着被灭亡的危机，而旧文化的陈腐窳败已充分显露。救亡图存，乃是我辈最应当考虑的问题。如何去做？行胜于言！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青少年，应该不顾俗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而不该在国内日日诵读四书五经，笔墨余暇，坐而论道，说几句牢骚话！”
“豫才君，你先是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如今又来日本游学，怕也是抱着探求强国新民之路的志向吧！”边上一位浙江老乡打趣道。
原来，最先发言的青年，就是我们后世熟悉的鲁迅——哦，对了，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世界上还没有“鲁迅”这个人，只有一个叫做周树人的年轻小伙子。他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远远没有堕落到尖酸刻薄、“看几篇不实报道，写几篇骂人文章”的地步。
周树人没有回应友人的打趣，继续说道：“我等读书人，舞不动刀枪，造不得炸弹，如何救亡图存呢？敝人虽然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任公提出的新民说却非常赞成。要拯救我中华于危亡，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这就涉及到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在改造国民性之前，我们要弄通三个问题：首先，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其次，我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最后，它的病根何在？只有明白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予以匡扶和补救！”
周树人的同学兼好友许寿裳在一旁接话：“我觉得，无论如何匡扶补救，其落脚点终归在教育一途。如果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和清政府的官办教育相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清政府的教育是尊古的、停滞的。即便现在大江南北推广孙百熙所编写的教材，内容和思想都是顶新的，奈何老师还是旧人，只知道尊经尊孔，便把好好的正经也给念歪了！所以，我们要想救亡图存，必须以翻江倒海之气魄，投身到教育事业中，用全新的思想，从内部对该种官办教育给予彻底破坏，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教育，使儿童从幼时起就接触现实社会，使其能自出能力、自辟新境，具有自主自治、独立人格的精神。国民性自然幡然一新，毋庸零敲碎补地改造！”
“这主意不错！”同是绍兴籍留日学生的陶成章点点头，“儿童便有如洁白的生蚕丝，染于墨则黑，染于靛则蓝。如果从幼儿时候教育起，相信国民面貌必然大为改观！只是我等二三十人投身教育，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子？我们不如以公开信的形式，直接致信故乡人民，鼓吹年少之士亟宜游学，呼吁有志之士到日本寻求、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回国之后共同投身教育，进而改变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
“对！”“好！”周树人、许寿裳、经亨颐等人纷纷表示赞同。
“就像豫才刚刚说的，行胜于言，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拟好公函。这公函，不能单单是口号、议论，还要详细介绍留学方法，包括可读的学校、宜学专业、所需费用、赴日旅程，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经亨颐补充说道。
一群年轻人顿时忙碌起来，很快取来笔墨纸砚，围着陶成章、经亨颐，开始撰写《致绍兴同乡公函》。你一言我一语，经常为某个字的当与不当，而辩论上半天。
在大家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许寿裳和周树人在人群外聊天：“豫才，你的《斯巴达之魂》，翻译好了么？”
“哦，快了，总要再改改方好！”周树人答道。
“我们浙江留日的学生，办了本刊物，名叫《浙江潮》，我看你可以发表在那上面的。”许寿裳建议说。
“哦，到时候再说罢，或许别人看不上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手中的纸烟。
许寿裳不放弃：“豫才，我看过你的文字，知道你的笔是极有灵性的。就像你写给我的那首《自题小像》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我觉得那是极好的。你可以时常写写文章，向文学一途发展，也可以借此来警醒国民，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周树人缓慢而又坚定地摇了摇头，吸完最后一口烟，才说道：“我的志向是学医。年少时，父亲得了病，虽然开方的都是名医，诊金很高，但病却日重一日，终至不起。看着父亲的不治而死，给我留下长久而苦痛的记忆。后来到南京读书，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总想起以前父亲吃药的药引子：同巢的蟋蟀，结了子的平地木，打破的旧鼓皮，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觉得，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此次来日本游学，从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所以，我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变法的信仰。文学，还是算了罢！”
许寿裳见好友的志向已决，也不再多劝。
周树人还是选择学医，估计还是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估计还是会看到杀头的幻灯片。历史在这一刻，展示了强大的惯性，并没有因为某只蝴蝶的出现，导致剧烈变革风暴的发生。
刚从风波中脱出身的孙元起，自然不会知道大海那边周树人的决定，也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1902年12月中，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这一天，被北京师范大学认定为建校之日。当然，他更不知道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亲自参加了本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自此以后，这项活动作为瑞典皇室的每年保留项目，直至现在。只有到很久以后，才从报章里面知道，荷兰科学家洛伦兹（HendrikAntoonLorentz，1853－1928）因创立电子理论、荷兰科学家塞曼（PieterZeeman，1865－1943）因发现磁力对光的塞曼效应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科学家罗斯（ChristianMatthiasTheodorMommsen，1817－1903）因发现疟原虫通过疟蚊传入人体的途径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化学奖则颁给了合成嘌呤及其衍生物多肽的德国科学家费雪（HermannEmilFischer1852－1919）。
风波结束之后，得到教训的孙元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管理中。而眼下最迫切的事情，自然是《私立经世大学学报》的编纂。
编纂过程中，师生的认真和热情出乎孙元起的意料。比如孙诒让先生，他的《契文举例》已经来回改了三遍，犹自不放心，经常为了某个小证据，一个人钻进如山的甲骨堆里翻检。卢弼的《三国志地理今释》，原本有两万字，经过查检老师杨守敬的藏书，去除前人已经说过的内容，删去枝枝叶叶，最后只剩下八九千字，几乎是字字是珠玑、字字有来历。
清末民初的学者，多是本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信念，用心来结赚每一篇论文。对于论文的要求，就是朴实简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发前人之未能发，言他人所不能言。如果引用他人成果或者采用旧说，必然注明。卢弼的文章中，就数处标明“杨师说如此”“熊君会贞所言”。后世那种灌水、剽窃的文章，是极少出现的。
在寒冷的冬天里，一盆炭火、一杯热茶就是无上的享受。而温暖如春的房屋，在众人的眼里，更是神仙府邸一般。所以刚通了暖气的成蹊馆，在这个冬天，成为人气值最高的地方。一向在半山居很少出来走动的杨守敬，这时候也频频出现在办公室中。大家就围坐在教室里，就编纂的每一个细节仔细磋商。
一九零三年的西历新年后不久，学校放寒假，部分学生回家了。还有一半的学生，或许是回去一次辗转不易，或是住在京城附近却眷恋学校的暖气，留在学校不肯离去。这学报校勘的活儿，正好拜托他们。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私立经世大学学报》第一期的样稿，终于在兔年的元宵节后问世。
这本杂志，真可谓是琳琅满目、遍地珠玉，除孙诒让《契文举例》（上篇）、卢弼《三国志地理今释》之外，还有杨守敬《壬癸金石跋》、罗振玉《南宗衣钵跋尾》、廖平《王制集说凡例》、皮锡瑞《鲁礼禘祫义疏证》、严复《亚当·斯密平议》、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等，无一不是赫赫名家，无一不是辉煌大作！
杨守敬在看完样稿后，赞赏不置，欣然命笔题词道：
“诸同仁之文，各出新见，陈言务去，令人耳目一新。读者见之，岂不喟叹‘新创之见，学风之变，尽在兹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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