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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万万没想到，一审居然是北龙日报输了。
这就像一块石头砸到油锅里，溅起的热点迅速引燃了左右的油。全国媒体一片哗然，大致归纳观点如下：
报道是推测，而不是“推断”；是有根据的，不是“虚假信息”；“如期来并”的报道距演出还有2天时间，“为时未晚”，认定“社会影响已经形成”偏离事实；投资与风险并存，演出公司不应把自己应承担的风险损失说成可期待的利益，归责他人。
很快，这个事件引发了媒体的大讨论，几家中央级媒体也参与进来：所谓“虚假信息”究竟是什么？“明星突然住院手术”是一个新闻事实，并非杜撰的假消息。不少北龙人正期待着这位明星的演出，他们有权了解与之相关的真实情况，反之，如果知而不报，倒是有违媒体的职业道德。时代发展，人们对各种信息获知的权利越来越重视，信息的自由流通变得越来越重要，媒体所承载的传播信息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大。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要求新闻媒体对他报道的新闻不得作任何分析，是不正常的。只要这种分析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符合社会的一般道理，没有歪曲事实，就不应当非难新闻媒体，要他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
有全国媒体一边倒的支持，北龙日报当然不服从判决，随即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出上诉，并请了北龙最好的两位律师，北龙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随后，受北龙日报委托，律师开始调查取证。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一份份证据，逐步推翻了一审判决。比如：所谓退票很多是伪造的——大多是代销公司退回的票，但该公司提供给法院的证据是购买后所作的退票。律师认为所谓购票人，大都为代销人，代销的数量高达数百张甚至数千张，但代销者自己均没有付出相应的门票款项。
此外，在新闻法制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对于一切进入公共领域的事物，包括文化艺术方面消息的诚实评论，新闻媒体和记者有自由评论的权利。这同国际通行的“公正评论”或称“诚实评论”的原则是接近的。
还有，在新闻学中，就有这个预测性报道，特指以理性、前瞻的眼光，向读者或受众提示、分析“明日生活”，不仅强化了新闻的实效性，而且对社会舆论和社会心态能起到导向作用。
各方压力下，最终高院没有做出判决，该公司估计闹下去也得不到什么，就提出调解条件——下一场该公司承办的演出，北龙晚报给予版面广告支持——以最后一个版面为例，北龙晚报当时对外报价八万每天，其实广告公司三万都可以做。
龙飞最后拍板了这件事：彼此各退一步是好的，北龙晚报给这个公司做五个版面的广告，共计四十万元；该公司必须将版面广告所宣传的演唱会门票同等价格偿还——也就是得给总价四十万元的门票。
这是面子，龙飞知道该公司最后给的门票也都是卖不出去的边角位置，但，拿回来卖废纸也不能承认输了。
彼此糊弄，也彼此按约。
该公司承办的另一场演唱会一个月后举办，北龙晚报按照法院调解做了五个版面的广告，也拿回来两千张票，票面价格贰佰元，也就是四十万对四十万，其实都明白就是不了了之。
这两千张票北龙日报、晚报员工都分发了，萧寒将给他的那张票给了李正天，让他带云芳去看。
因为这一次是当红的港台明星，再加上北龙晚报的广告优势，整个北龙居然搞的一票难求，萧寒给李正天票的时候他都不好意思：“叔，你去看吧，很难得的机会。”
萧寒笑了笑说自己不喜欢追星，你就带着云芳去感受下吧。
第二天上班，李正天进了办公室就说：“太远了，我们带的望远镜都看不清歌星的脸。”
专题部去的都大呼上当，三万人的体育场，这个该死的公司给的票居然都是最高最偏。
萧寒呵呵笑：“作家学者王小波描述过这样的场景及分析，他认为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理由很简单：明星不过是一百斤左右的血肉之躯，体内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质，散发出来时，可以让数万人发狂。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癫狂。”
看大家专心听，萧寒接着叙述王小波的观点：“不过王小波说有点癫狂不算有病，这种癫狂没了控制才是有病。总的来说，他不反对这件事，因为人既有这样一股疯劲，把它发泄掉总比郁积着好。在周末花几百块买一张票，把脑子放在家里，到体育场里疯上一阵，回来把脑子装上，再去上班，就如脱掉衣服洗个热水澡，或许会对身心健康有某种好处，也未可知。”
大家哈哈笑，随即开了周一的报题会，然后纷纷出去采访了。萧寒正在翻看报纸，龙飞的内线打进来：“马上到我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