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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文学批评者们（有趣的是这些学者多是女性）对中国五四以来的经典文本进行了重读，茅盾、巴金、鲁迅等大家的作品也受到了尖锐甚至是严厉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下我们能够阅读到女性急于冲破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的痛苦和焦虑：
“男作家创作中的女性形象，表达的首先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可能还以性别面具的方式曲折地传达着男性对自我性别的确认、反思、期待。……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价值判断，从女性的立场上看，是他者对女性自我的一种诱导、规范。这种诱导、规范，可能促使女性超越自我性别的主体有限性，借助他者的眼光来反思自我；但更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他律力量，对女性主体形成雅致，是女性放弃自我的主体意识而成为臣服于男性需求的第二性。……事实上，父权制社会至今的历史，男性一直是强势性别群体，男性立场文化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男性从过分膨胀的自我性别立场出发而衍生出的对女性的性别想象、性别期待，一直在制造着虚假的女性镜像。”
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里的一朵奇葩，同时也是文学中男性声音占据统治地位的典型代表。不仅武侠小说的作者往往是男性，而且小说中的世界，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活跃着的是一大批男侠。侠女往往是男侠身边身边的陪衬品，尖刻地说，大约就是武侠世界里用来平衡性别比例的工具。
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侠女”的形象大概就是《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的姐姐聂荣，继此之后尤其在唐宋传奇、明清小说里出现了一批侠女（或者江湖女性）的形象。但是，在这些文学作品里，侠女常常成为一个性别的符号，并不是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并不能与男性形象分庭抗礼，只是在阳刚的江湖世界里添上一丝阴柔的气息。而且在这些（有可能全部都是）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常常化身成两种形象：“母大虫”和“蛇蝎美人”。前者往往缺失了女性的个性特征，不客气地说，就是除了生理性别其他的都是男性的；后者则是“红颜祸水”历史观的延续和强调，是男性对女性的厌恶和压制。《水浒传》便是典型的代表：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这些上了梁山泊当了“好汉”的女性，作者吝惜于给她们笔墨，给了她们在梁山泊的位置，却没给她们血肉，甚至还丧失了女性的特征（即使是扈三娘这样美貌强大的女性，作者借由让她嫁给一个远不如她的男性以达到了贬低的目的）；阎婆惜、潘金莲这样的女性，作者渲染她们的美貌，又强调她们的水性扬花、蛇蝎心肠，向读者暗示美貌和蛇蝎心肠之间似乎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显然，这是不符合真实的。但是，在长期以来女性声音被压抑的文学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不符合真实的虚构。这是文学（美学）上的父权制。女权主义者对于这种男性想象、虚构的虚假女性形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她们总结道：“总之，美学上的父权制把女人缩小成男性本文的所有品，自古以来，妇女形象或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都是男性期望的和设计的东西。吉伯特（sandra m·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甚至语义双关地说：‘areation ‘penned’man ,morever , woman has been ‘penned’‘penned in.’（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新派武侠的巅峰，成为武侠小说的经典文本，并且登入“主流文学”的大雅之堂。虽然金庸并没有跳出武侠小说的窠臼，他的武侠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性的世界，除了《越女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的主人公是女性以外，其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性，“这恐怕是金庸觉得以‘义’为核心的侠魂，只有在既深情又豪放的男性侠士身上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因此，他把英雄传奇的‘专利’，归属于男性主角”，大约这也是武侠小说家以及读者的普遍心态。但是，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里创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主角受人喜爱，配角也常常博得读者的欢心，甚至比女主角更受欢迎。这些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赢得了交口称赞，甚至是一见倾心。这些女性形象也是金庸超越传统自成大家的明证。她们被视作“新女性”的代表。
金庸小说数量众多而且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本文正是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一个相对集中的概括式的分析。
对金庸的情爱世界以及女性形象，正如和对金庸小说本身的评论莫衷一是一样，评论充满了矛盾和模糊。有人抨击金庸小说里的婚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所谓一妻一妾、一妻多妾的齐人之福”，“一男多女的多角恋爱，也同样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男子中心主义的‘现代表演’，是候补的一妻一妾、一妻多妾章。”《剑寒情暖读武侠》里指出“金庸小说中的爱情，实际上代表了男人的理想”，“可能是由于在男性为主体的武林世界中，女子处在被支配、弱小、卑下的地位，只能在苦苦挣扎中求得生存。”自然，也有人对金庸小说里的一夫多妻、一男多女的现象进行辩护，指出在情感以及道德的选择上金庸的男性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不仅只爱甚至只能爱一个；甚至说“为什么一个英雄身边常围绕着几个女性，……那就是可爱的男性是稀有品种，因为少，所以物以希为贵”。
陈坚、章隆江在《金庸小说生命意识及悖论》中采取中间的立场：
“（金庸）他以现代意识介入女性形象的塑造，笔下出现了一大批鲜活的有生命质感和力度的女性形象。这一切都与金庸对传统女性观的背弃和对现代女性观的肯定分不开。传统文化中那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一定程度被金庸以“人性平等”话语所解构，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妇女观的批判。
“但另一方面，金庸未能也不可能完全超越传统观念的影响，毕竟传统的男权中心模式观念沉淀了几千年，成为一种潜意识无意识在自发地发挥作用。这种影响使得金庸在传统女性观上形成了悖论，一方面他力图对传统男权中心意识进行背叛、消解、解构，另一方面他又有意无意地在某些方面传承着、表达着、阐释着男性中心意识……狭隘的男性意识与开放的女性意识形成创作面貌的两个对立支点。对男性中心意识的一定程度的回归、默认、阐释必然对原先由于先进的开放的女性意识所带来的生命意识张扬过程进行着消解与颠覆，对生命、对女性的尊重与对女性的歧视、憎恶并存。”
笔者以为这算是比较恰当的评价了。
面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男性作家的作品能够逃脱“男权中心”的尖锐批判。这一方面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成长于父权制社会的男性作家不可能摆脱父权制对个人的影响，即使有意识地超越时代，时代的影响也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另一方面，也许是来自历史、社会各方面的沉重压力和强大桎梏使得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一开始都采取一种紧张的、尖锐的战斗者的姿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与男作家的文本（也包括女作家深受男权意识影响的文本）之间是一种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只是一种阅读的角度，也只是阅读文本的一个切入点。对一点的否定，并不能代表否定全部。包括金庸在内的大师们的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必须肯定的是金庸在其小说中创造的一大批女性形象，虽然有类型化的倾向，但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前的以及同时代的作家。他不仅对女性抱以同情和理解，同时对男性的卑微软弱的心理，父权制社会里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赞赏女性的主动、积极、独立的生活态度。
不过，金庸在小说对男性内心的卑微、怯弱做出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在这个由男性掌握了话语权的武侠世界里，女性依然是男性想象的、虚构的女性形象。
这已经有女权主义者尖锐指出：“男性作家对男性视阈有限性的超越，但并不等于男性作家在他的文学创造物面前已经萎缩了他的主体性”，“男性作家在以女性独立个性冲击男权传统藩篱方面肯定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也必定会在他的创造物上投射男性主体对女性的愿望。这些愿望可能符合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体现男性作家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对女性的期待；但也有可能并不符合女性作为人的生命逻辑，仅仅承载男性对异性的心理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