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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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韩老师和云一个生产队，也是学校新任的教导主任，人很漂亮，看起来也较亲切。云和小松哥还有韩老师的儿子陆浩一个班。当初，云和陆浩都是年龄不够硬塞进学校的。云仗着祖母的威望，陆浩则因着自己母亲是老师的原因。陆浩比云小月份，但因为他母亲是老师，有人辅导，学习比云好。小松哥因患小儿麻痹迟念了两年，但学习好，尤其是他因病被迫用左手写字，且写得很好，在学校被人赞叹不已。

学校老师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对云的祖母也都既熟悉又敬重，见面都尊她一声“白家姨母”。老师们大部分都已成家，年龄与云的父母差不多，有的还给自己的子女们代课。那时的老师都是很严厉的，时兴体罚学生。家长们也认为只有严厉的老师才是教书好的老师。

每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老师们都会派一个身强力壮、且爱讨好他们的男同学，爬上正在发芽的柳树，折一根拇指粗的柳条，给他们做教鞭。教鞭用铅笔刀削得很光滑，两头留着十公分的树皮，都可以当把儿使用。教鞭做得就像孙悟空手里的金箍棒一样，很受使。当然，惩罚也会降临到那个爱讨好老师的学生头上。他个子大，年龄也大，老坐后边，学习不太好，家境也不好，穿的衣服也较破烂，还经常穿着一双脚趾头开了洞的黄球鞋。有时他回答不出提问，或板书不对，或家庭作业没完成，老师照例会用他削的教鞭狠狠地抽他的脖颈。大家都吓得不敢出声，他眼里也噙满了泪花儿却不敢掉下来。这也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成语“自作自受”。同学们从此也更瞧不起那位男同学了。

在当时，打人最凶的就是家住立新村三队的胡治民老师。

胡老师的二女儿和云一个班。他虽不是云的班主任，但教他们数学。为此，胡老师的二女儿和班里大部分同学没少挨他的打。有的脖颈都打肿了，都不敢给家长说。偶有家长发现，也都不敢或羞于去找老师评理。只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嘴上还一个劲儿地骂自家孩子不争气，该应打。

云长大后，每忆及此事，似乎理解了当时老师之所以打人歪（方言：凶狠），是因为他们自家的孩子多，学习成绩不令他们满意，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又不好，生活压力也大，故而将一肚子怨气转嫁到学生头上。这就有点儿像看守所和监狱里的管教一样，随意把怨气撒在犯人身上，拿“黑驴球”暴打不听话的犯人。

家长之所以不敢去找老师评理，一来是觉得老师这样做是为了自家娃娃好，二来他们也为孩子多教育不过来，正好借严厉的老师替自己管教管教，再则，那时候的老师大多和农民差不多一样贫困，还能看起泥腿子，师德也还算好，在心理上让农民感觉好接近。不像现在的老师，工资待遇一个劲儿飙升，大多数把自己看做是城里人，和农民不是一个阶层了，且经常和校领导三五成群在饭馆里大吃大喝，或不好好教学，成天惦记着赶场子、打麻将，自身形象大打折扣。此外，非义务教育范畴的高中和大学的各种费用也一个劲儿猛涨，许多孩子即便考上大学，也连学费都交不起了。这也无疑加深了教师和家长，尤其是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家长间的矛盾。当然，这也和咱们大多数中国人身上根深蒂固的“见不得别人米汤锅里起皮”的劣根性有关。一个个鼻子忿忿地，觉得过去的“老九”，地位一下子抬高了，甚至把他们与干部甚至是当官的联系在了一起，有着极强烈的排外性。

过去的农村都是半手工、半机械化生产，劳动强度大，加上孩子多、负担重，家长没时间、也没精力去关注自己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就连学生学习之余还得帮助家长参加农田劳作；现在的农村则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强度，加上孩子少，又有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负担相对减轻许多，况且，现在的学生学习和就业压力日益加大，这无疑迫使家长们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孩子的学习、成长。更何况，现在家家都一两个孩子，个个都是宝，家长舍不得打，也不允许教师随便打，况且现在的教育制度日益完善规范，严禁教师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可以肯定地说，除了个别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现在基本上没有老师敢随便体罚学生了。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有着无可辩驳的双重性。过去的农村孩子，考上考不上，还不太让家长担忧，大不了回家种地，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和云一样，早就熟悉各种农业生产，完全是个合格的农民。不像现在农村的孩子，书一念不成，就等于啥都干不成。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就像小家碧玉一样，没有时间、也没人强迫他们熟悉各种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一旦考不上像样的大学，或根本就进不了大学校门，他们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过去，一个孩子身上投入三、四万块钱就可以把他们安置好，现在得三个三、四万还不一定能安置好他们。这也就是现代人老觉得比过去的人活得累的最根本原因。

时代不一样喽！现在的孩子都变成“天牛”了。那些绝大多数干枯的“树干”是经不起他们噬咬的。

云常听父辈们谈起他们小时候在双庙小学读书时，因为桌椅板凳不够，就用泥台子和泥凳子当课桌板凳，冬天连个炉子都没有，穿的还是空筒子烂袄子，一个个冻得清鼻子可淌。尤其是五九年那会儿，家里常因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不得不让他们暂时休学，在家帮父母满洼子里找吃的，连老鼠洞都不放过，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那时候都特别好学。不像现在的孩子，吃的要好，穿的要好，零花钱要多，攀比心理强，就业竞争日趋白热化，还不好好学，老认为自己是在为父母而学习，傻傻的。不过，父辈们比现在的孩子好的一点是，那时候人口少，就业竞争不太激烈，他们只要念个初小、初中、高中，甚至大字不识一个，只要机会好，只要自己把握住机会，不管招工、还是通过自己奋斗，大多可以有一份工作可干。并且，那时候人们攀比心理都不太强，精神负担不像现在这么重，人们活得还算开心。哪像现在，大学生比驴都多，工作不好找，生活和就业压力大。贫寒家庭出身的孩子就算念了大学，念了一般大学，照样没有工作或没有好工作。工作都让有钱，有实力，有门路的人家的孩子找去了。用四舅奶奶常挂嘴边的一句话说“瓜秧苦了，结出的瓜蛋子都是个苦的”。

国立大学不好进，私立大学为了赢利，到处招生，学生娃寒窗苦读十几年，到头来还落个失业在家，成为啃老一族。无论国立还是私立大学，都快变成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了。难怪网上有人传说，南方发达地区有不少孩子已经放弃高考。说白了，念不念大学，都一样的成为无业游民。还不如念个高中，早早回家挣钱实际。

父辈们说，他们那个时候，老师是用电视里演的私塾先生打学生的戒尺打他们的。戒尺一般选用硬度高，韧性强的沙枣木或枣木等木料制成。通常是长约50-60公分，宽约四五公分，厚约一、两公分的木板。打人的一头钻几个直径约十二毫米的孔。学生伸出手，老师狠狠地击打数下，往往手心被打出一个个血泡，钻心地疼。这一古老的发明因为材料难找和制作不便，被农村唾手可得的木棍儿（教鞭）所取代，成为七十年代出生的云一生难忘的回忆。

八十年代初，教师队伍远不像现在这么庞大且略显过剩。那时的师资力量对于蓬勃发展的城乡教育来说，完全不能满足需要。大部分老师的素质也不是太高，各项有关教育的规章制度也还有待完善、发展。一旦考取或转成公办教师，就铁定捧上了铁饭碗，就算混日子，一时半会儿也没人能搬得动他们。那个时候，各行各业，谁听说过“下岗”一词？什么时候，教师的终身制改为聘用制，师范类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才不会如此巨大，教师们随意体罚学生的行为也才会彻底根绝，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好与坏，都应该明令禁止。我个人认为，体罚学生是老师无能的一种表现。现在还有些老师呼吁政府把他们纳入“公务员”行列，好和公务员一样有**的资本，有真正的铁饭碗。这也集中体现了我们国家工资福利待遇的不平等，和国民一味追求享受的贪婪本性。

人人都想着成为公务员，都想着靠纳税人养活，谁来养活纳税人？都想着做办公室，指挥人，谁来干活？中国**就**在公务员身上，公务员一多，那还不**透顶了？

当然，那时候的老师虽然体罚学生，但课外生活却比现在丰富多彩。记得每年三月三日那天，全校师生都会到立新大队河滩上放风筝。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细铁丝和苇篾或竹席上拆下来的竹篾扎成各式各样美丽的风筝。有蜈蚣、鹞子、燕子、老鹰、悟空、猪八戒……无论师生，大家都在河滩上奔跑嬉戏，释放着各自未泯的童心。

每逢春暖花开，柳树发芽的时节，学校还会发动每一个学生砍几十个柳树桩，到河拜两旁扦插。待柳树桩发芽后，还会组织学生从河沟里提水浇灌。那时的老师和学生真是把学校和驻地当自己家一样看待的。

那些无私而又纯真的情感啊，永生难忘！